比如一些数字
中新网消息说，联合国艾滋病防治组织报告称，全球艾滋病患者达3400万。除非出现奇迹，大部分病人将在今后10年内死亡。
有关中国的消息是，在香港有近1500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台湾艾滋病感染者逾3000人。《华声报》报道：中国艾滋病已进入快速增长期，自1985年中国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在北京发现，到今年9月底，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报告艾滋病感染者20711例。其中，病人741例，死亡397例。
又如一些事件
非法采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群越来越多。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由于主管部门疏于管理，以及地下血站血头们利欲熏心，河南省东部、南部农村非法采血现象十分猖獗，直接导致艾滋病在该地区的爆发和蔓延，有些当年采血严重的村庄，现在甚至成了艾滋病村。
来自南方网上的消息是，在深圳，艾滋病传染已接近爆发边缘，如不及时控制和宣传，再过5年将到爆发期。这些感染者中，患者多为流动人口，性传播为主要途径，并且女性感染的危险很大。
以及其他一些报道
没等道义到达，他们已消亡
许多媒体报道这些消息的同时，说得最多的，是消除对艾滋病的歧视，用爱去治疗艾滋病患者心灵的创伤。
上海《青年报》社策划了一个活动，由该报记者到上海市传染病院握其艾滋病人的手。文章标题说：“我们和艾滋病人手握手，消除歧视增加关爱从我做起。”
《羊城晚报》跟踪报道一位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经历，呼吁社会关注这些需要温暖的人群。
被卫生部授予“预防艾滋病宣传员”称号的演员濮存昕也把自己的主要职责解释为：传播正确的医学常识和对待艾滋病人的正确态度。12月1日，许多媒体都刊登了这样的照片，濮存昕一双有力的大手与一个艾滋病人一双孱弱的手紧握在一起。
我们为《青年报》记者的真诚感动，为濮存昕的热心感动，为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感动，同时，却不能不思考另一个问题：道义能够抵抗“艾滋”？
在不知真相的时候，道义往往无法起实质作用。在许多地区，政府将艾滋病感染率视为地方耻辱，拒绝媒体报道，甚至拒绝专家入驻调查。《南方周末》报道说：“河南上蔡县卫生防疫站一位自称自己正处在火山口上的负责人私下说，单单一个上蔡县，艾滋病感染者就将近1万人，他想把实情说出来，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是又害怕吃不了兜着走。”
我们可以想象，上蔡县偏远村庄里那些得了“怪病”的村民们（艾滋病患者）的茫然失措和坐以待毙的神情。在道义来不及到达时，他们也许已经消亡在对“怪病”的恐惧里。
正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要让所有人关注艾滋病，地方政府首先要正视目前中国的艾滋病现状。
首先要正视存在的问题。
有调查说，在西方国家，注射毒品和性接触是艾滋病两大主要传播途径，但中国还多了一种———非法采血。有报道说，在河南，从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许多农民以卖血为生，每个血头至少养着几十个人。采血车一到，农民们就卷起衣袖，注射器根本来不及消毒，从这个人身上抽出来就直接插进另一个人的血管。
虽然国家三令五申禁止非法采血，但卖血者摆脱贫穷的欲望和血头对利益的追逐，使得非法采血在有些地区有令不止。本报有摄影记者往某地采访非法采血，曾想找保镖“护航”，主要原因是，怕惊动血头组织，遭到打击报复。而这些组织中，甚至有政府官员参与其中。
其次要正视我们存在的差距
不论是资金投入、组织机构建设、还是科学技术上的控制，我们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相比都存在着差距。《南方周末》一篇通讯中说，中国在艾滋病预防方面，与同期发现首例艾滋病的一些国家相比，迟了12年。在全球，首个病例发现于1985年至1986年间的国家，37％的政府从18个月后开始实行预防。中国首例艾滋病患者发生在1985年，13年后，即1998年7月，卫生部成立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这篇通讯的编者按说：“面对急剧上升的艾滋病感染者数据，我们远没有到说成绩的时候，来一次检讨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未来。”
《北京青年报》一篇谈艾滋病的文章说，接纳艾滋病人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进而言之，正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拯救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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